1．我们已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今天不仅有党报党刊、国营的电台电视台，还有都市报和网络媒体，以及。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诳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党的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湖南省委宣传部官员讲得到位：发生新闻是第一位的，发表新闻是第二位的；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

　　2．中国客观上已经产生一个“压力集团”，这就是3．38亿网民。其中，包括2．26亿网民看网络新闻，新闻跟帖是最为草根化、大众化的网络舆论；1亿网民访问BBS，这是网络舆论形成和发酵的主要推手；1．82亿网民开博客且6425万人半年内更新，所谓网上“意见领袖”的博客是“权重”最高的网络舆论；1．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4亿网民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他们中的“公民报道者”托起了两种新锐的网络舆论载体——微博客和QQ群，每天都有可能用手机和互联网实时播报公共事件。

　　3．遭遇突发事件，政府要尽量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赢得话语权，先入为主，掌握主导权。“危机管理”实质上是“危机沟通管理”。例如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主张：“说真话，立刻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总结的经验是“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要求“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

　　4．社会问题非政治化。研究表明，近年来很多地方的突发公共事件，包括件，当事人和围观民众的诉求都是地区性、行业性利益问题。高明的地方领导者，总是善于把带有某种政治诉求的问题化解为地区性问题、行业性问题，把社会压力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去逐一处置；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些具体的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政治化，只会激化矛盾，让各种社会压力都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

　　5．针对某些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形象的负面新闻，一旦调查属实，建议政府迅速采取必要的“切割”手段，包括中央和地方切割，地方与基层切割，政府和无良官员切割。避免上级政府为下级政府、政府为个别无良官员的不作为和其他问题“背书”，不要被他们用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忽悠。

　　6．在网络舆情中，政府特别是宣传部门要勇于“抢旗帜”。在历金年会官方网站首页入口史上，我党与当政的反对派作斗争时，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就特别擅长抢民主、和平的旗帜，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和派的拥戴。今天，就是要高扬社会公正、司法公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旗帜，积极排查和解决社会各种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要因为种种顾忌，把这样的旗帜送给网上“意见领袖”，而让广大网民对政府失望。

　　7．件处置往往包含三要素，即公布事实真相，惩处民众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惩戒不作为或有问题的官员。事件以来各地应对件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这三件事孰先孰后，很有讲究，效果也大不一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问责。如果地方政府不反思自己在新闻发布和说服公众方面的工作不足，却迁怒于无辜的当事人和网民，恐怕是有失公允的。

　　8．政府在舆情应对中如何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因为政府掌握的信息远比网民个人所了解的信息全面而专业，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无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最主要的一条，政府应该具有权威性。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媒体优势，不失语，不妄语；发挥信息优势，学会有节奏地抛出系统化的专业信息，利用政府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力地引导舆论。但也要警惕政府的“主场优势”变成“主场劣势”，这就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要正视这样一个严峻现实，一些地方在公共政策、社会治理、官员操守等方面存在阙失，让网民对公权力产生某种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缺乏信心，形成传播学上的所谓“刻板印象”。在不少地区，修复政府的公信力是当务之急。

　　9．地方政府宣传部门在网络社区（BBS、微博客、QQ群等载体）和“公民报道者”和“网络意见领袖”中发展“盟友”。盟友不是部下，也不是潜在的敌人。要允许和鼓励他们对地方政府的施政阙失提出批评，开展舆论监督，同时通过积极沟通对话，帮助他们理解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引导他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帮助地方政府，缓释民间某些不满情绪。

　　10.政府的网络舆情研判和应对能力，也是执政能力和执政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意早期受到冷落，才演变成中期的“民议”、后期的“民怨”。民意在每一道环节上的被冷落与搁置，都会导致舆情能量的聚集。一方面，要改进政府的立场表达和主流媒体的新闻宣传，增强说服力；另一方面，要把握住社情民意的脉搏，认真倾听网民和公众的利益诉求乃至某些非理性情绪，促进官民沟通，促进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均衡表达和平等博弈，化解社会隔阂和对立情绪，打造国民政治共识，打牢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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