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仿古和伪古,可有着本质的区别。仿古,首先源于慕古,爱慕与尊崇古代的艺术品。
在仿古的过程中,重在对古代杰作从美学到技艺的继承、学习、研究、引用;而伪古倾向于淆乱真假、不择手段地做旧、添假款、误导受众。
从创作者一方来讲,譬如晚明书画家董其昌在临摹五代南唐、北宋山水画时,称自己是在 “参禅” “入法门”,笔笔皆 “画禅”。仿古中的“临摹”,是学习中国画的必经之路。临摹之作往往被称作 “仿古山水图”。
宋杲禅师说,“夫参学者,须参活句,莫参死句”,这里“参活句”的意思是不要简单复刻字面或画面,而是要看到机锋,有所启悟的下笔着墨。
董其昌仿古山水画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从不拘泥于复制得一模一样,而是与所仿画家、画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同禅家“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式的参悟。
董其昌曾在画跋中称,尽管自己素来苦心临摹荆浩、关仝之迹(荆浩、关仝为五代著名山水画家),但摆脱山水形骸毕肖,只是自己的初级目标,并称今后将会 “饱参名岳,偃息家山” ,写生时 “但以意取,不问真似”。
实际上在董其昌的“仿古”经验里,合参、圆融是董其昌“见过于师”的重要法门。禅家所谓合参,是指将两个或多个具有启发性的“案例”、“作品”放在一起参悟;圆融,即将诸家之长融通无碍,无二无别,犹如水波。
董其昌学习青绿山水时,曾 “兼采三赵笔意” 为一图作学习对象,并称“三家合并,妍而不甜” (三赵:宋代画家赵令穰、赵伯驹/元代画家赵孟頫);运用墨法时,将王洽、李成合参,王洽擅于泼墨,李成惜墨如金,两家合之,启发了董其昌将泼墨、惜墨用在一个画面上的新探索。(王洽:晚唐著名画家/李成:五代宋初北派山水画宗师)
董其昌还将自己对“仿古”的认知方式运用到书法上,称在向王羲之父子、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一一学习合参之后,再将学习到的一一还给他们,那么剩下的,才是书家之本色。
在古代器物方面,历史上凡造型经典,物稀为贵,历经收藏家、文人鉴赏而留下笔记、具有市场价值者,往往被后世追摹,尤其被喜好艺术与文物的帝王追仿,形成上行下效的风气。
嗜古的皇帝有如宋徽宗,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都对文物喜爱和珍视——既出现过仿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又在前朝基础上出现过“仿古”官窑器。
宋代瓷器五大名窑中,很多器型就是仿汉代青铜器,如宋徽宗出资掌控烧制的宋汝官窑 —— “汝窑弦纹三足樽” ,就是仿汉代青铜樽。直口,筒形腹,平底,外壁凸起弦纹三道,底承为三个兽形足。汉代青铜三足樽因此以绝美之釉色、釉质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那种介于蓝、绿二色之间,既充满静谧的温和,又显现神秘的清冷,优雅和谐,将上古青铜器的冷峻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康熙皇帝曾仿明代弘治娇黄单色釉、仿宣德洒蓝的吹青,仿嘉靖、万历的娇紫、娇绿,釉色纯一,水平高超,在继承明代单色釉工艺之余,康熙瓷质地更为坚实。尤以康熙的督陶官郎廷极在任期间,仿宣德红釉最为出色,仿古暗合犹如“雨过天青红啄玉”。
在仿古的实践过程中,窑工充分掌握了铜红的还原技术,使停烧百余年的红釉瓷器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郎窑红”的釉色红如宝石,有 脱口、垂釉、郎不流的特点,烧制红釉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历史新水平。
宋官窑的幽玄静美,百年后影响到了雍正。雍正皇帝性情文雅、审美脱俗,对宋代官窑极为垂青,常在对宋代名窑过目后,交给督陶官唐英去复制。根据《陶成纪事碑》记载,在唐英复制的五十七个范例品种中,仿古品种有四十六种,创新只有十一种。说明当时占有重要地位的就是仿古瓷。雍正时期的仿古瓷,件件造型规整,线条流畅优美,釉色匀净,有的浑然一体,有的色彩鲜明,展示出雍正时期尊崇以前各朝各代名瓷以及制作技艺的高超。
故宫保存下来的许多传世仿古瓷,有仿宋哥窑釉 “金丝铁线”纹,仿宋官窑“冰裂”纹,仿宋汝窑的“蟹爪”纹等,自然逼真,多数均以青花书写或刻雍正朝代年款。
唐英“仿古”,除复制真品外形,还研究瓷器的肌理,在仿古实践中,曾诞生出新技术——如在仿钧过程中出现了创新品种——“炉钧”、“新紫”、“窑变”,这在雍正前的陶瓷发展史上从未有过。“仿官”之余,从装烧方式到窑炉温度的把控上,也做到了异于前代的特殊工艺,让宋官窑通体覆釉有了可能性。
而唐英在仿永乐、宣德青花瓷上,无论从青花色调的浓艳、银灰或黑褐色斑点、细小的橘皮棕眼,无一不学,无一不仿,只为吃透前人技术,以追求慕古似古的境地,这也为唐英在乾隆一朝开创瓷器创新技术,打下了必要坚实的技术基础。
无论是对古代帝王,还是今日普罗大众,古董都不是寻常品,“仿古” 是创作者走向“仿古脱古”的必经之路,而对那些更想见到上古风神的人们而言,“仿古” 提供了一条最易接受的稳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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