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让党的声音传播得更深入,《半月谈》自创刊之日起,就殚精竭虑,多方想办法扩大她对基层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令人欣喜的是,这份“代表官方、不打官腔”的时政刊物,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诞生以来,就像长了一对“隐形的翅膀”,发行量快速攀升,影响力与日俱增,被誉为“中华第一刊”。

  1995年春,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新闻史学创会会长方汉奇先生这样评价半月谈:

  “半月谈一方面介绍了时事,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这个刊物也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它又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老百姓所关注的热点,既有一定的权威性、针对性、实用性,又有一定的可读性,既有比较高的品味,又办得通俗、生动、活泼,为读者喜闻乐见。我想半月谈能够办得这么好,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些优秀报刊、进步报刊、革命报刊的优秀传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它有中华第一刊之称,从当前来看是中华第一刊,从新闻史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中华第一刊。”

  华夏刊林八千树,半月谈能够崛起,秘诀何在?离不开这四个字:“大编辑部”。

  改革开放之初,全社会迫切需要第一时间获知党的方针政策,由全国各地通讯员组成的大编辑部如同一个国家级“政策传经送宝群”,吸引了全国各地精于向基层干部群众传播党的声音的广大宣传干部。他们纷纷“加入群聊”,半月谈拥有了通联发行的“五百精兵”,由此实现了“神州处处有人烟,有人烟就有半月谈”,事业节节攀升。

  40周年刊庆之际,杂志社早期负责通联工作的孙燕同志、多位优秀通讯员和功勋通讯员发来回忆文章和手写书信,讲述了当年加入半月谈“大编辑部”、成为半月谈“铁杆”后的一个个难以忘怀的故事。

  孙燕:1980年5月至2007年在半月谈杂志社工作,曾任杂志社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1982年4月、10月,半月谈相继召开了第一、第二次通讯员会议。第一批通讯员共14人,第二次会议时,通讯员总数达到80人。

  当时我兼管通联工作,发展通讯员的通知是我寄发的,后来的通讯员证也是我填发的。发展通讯员的通知中说明了通讯员的任务是三条:反映情况、提供稿件、协助宣传发行《半月谈》。出乎我预料的是,半月谈通讯员们很快把编辑部给他们规定的三项任务的最后一条倒成第一条,把宣传发行杂志当成他们的主要工作,而且成效显著。有人跟我说:“《半月谈》是权威杂志,办得好,当你们的通讯员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杂志办得好,我们宣传发行工作也好做。”他们感到光荣,愿意为《半月谈》付出,显然也是与《半月谈》创刊之初的出手不凡、影响力“爆棚”紧密相联的。

  在聘请第一批通讯员之前,《半月谈》一批有代表性的文章发表,例如:1980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讨论、“社员买汽车行不行”“怎样看待失业”的讨论,独家发表的《答意大利记者问》,全文发表的党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两个文件,1981年刊登的《同志谈思想》等等,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这些都让人明显地感到《半月谈》是中国报刊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可以说,此时崭露头角的《半月谈》在报道内容上已出手不凡,在社会形象方面也光彩照人,但在发行上,离进厂下乡还有很长的距离。虽然中宣部、国家邮政总局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半月谈》的宣传、发行、运用工作,中宣部也宣布《半月谈》是党刊,但要把具体工作做到基层,需要有人去细心操办,创新干活,不辞劳苦。发展通讯员,继承依靠群众办报的传统,这条思路是清楚的,但如何发挥通讯员的作用,编辑部也没有什么经验。

  第一次通讯员会议的召开其实是“大编辑部”萌芽,也正是有了这个萌芽及以后的精心“浇灌”,才有了后来根深叶茂、浓荫遮天的“大树”。自身吹出了好风,外部也有了不错的天时地利,由此诞生的这星星之火,很快显出燎原之势。

  1987年夏天,半月谈在北戴河召开通讯员会议,确立“大编辑部”思想,鼓舞人心。图为大会一分会场。

  1987年9月,《半月谈》第九次全国通讯员会议召开,总编辑闵凡路在会上正式提出“大编辑部思想”,通讯员们反应强烈,认为编辑部站得高,看得远,有战略眼光。“大编辑部”概念及“实体”由此定型。“大编辑部”高峰期有570名通讯员、110名特约记者。“小版本、大信息量、大发行量”的构想也由此得以实现。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通讯员是发行《半月谈》系列刊物坚实的顶梁柱、好靠山。他们对《半月谈》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相当的精力,还悟出不少创造性的工作方法,许多人将分外工作当作分内工作做,见缝插针,逢人便讲《半月谈》。有的人“咬定青山不放松”,有的人尽心尽力“拼老命”,有的人岗位变动但初心不改,让一些兄弟媒体的人自叹弗如,望尘莫及。

  青岛电视台原常务副台长王德艳退休后对我说:“那时发行《半月谈》劲头真是大,自己把自己当骨干,却不知老之将至。”广东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李美清总是利用工作和外出的机会向人介绍《半月谈》,有人笑称她逢人只说两件事,一是,二是《半月谈》。

  时任江西抚州市农委干部的武政从第一批开始,立志做半月谈的终生通讯员。他多次说过:“我生是半月谈的人,死是半月谈的鬼。”为了半月谈的事,他三次遭遇车祸,三次摔昏吓昏,然后接着干。自办发行的《半月谈内部版》到了,他亲自分送,甚至连老伴、儿子、儿媳都当了义务投递员。有一位通讯员下乡宣传发行《半月谈》,帮一个农民干了半天农活,才换来人家订了一份《半月谈》。

  类似感动半月谈、感动他人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能在此一一列举,也许下面这组数据能够描述我们这个“大编辑部”的功劳:1980年创刊时29万份,1985年500万份,之后连续5年保持或超过500万份,1992年系列刊物征订超过700万份,全国第一,亚洲第一,世界期刊第五位。在此,还要特别提一下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事,那就是通讯员们抓出的半月谈万份县(一个县年发行《半月谈》系列刊物一万份及以上),记忆中,最多时有四五十个。

  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认为:“半月谈‘大编辑部’大大拓展、延伸了杂志社小编辑部的功能,使办刊物、发行刊物和开展种种社会活动得以有效地进行。‘大编辑部’的宣传发行的确是保持《半月谈》高发行量的一个原因。”

  按常理,杂志社与通讯员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而他们能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对半月谈始终保持着极大的热情,有人认为根源还在《半月谈》的魅力。我认为,这个魅力一是来自刊物的内容,二是来自小编辑部的亲和力。

  就亲和力来说,杂志社下的功夫并不亚于抓宣传报道。我兼管半月谈通联工作的两年,通讯员队伍不满百人。他们不管是谁,不管来京办的事是否与半月谈有关,只要来编辑部,时任总编辑闵凡路、时任副总编辑叶佐标总要在办公室和他们见面交谈,介绍报道思想,沟通上下情况。通讯员对杂志社“家”的感觉由此开了个好头。

  2000年5月参加半月谈创刊20周年纪念活动时,李洪斌(右一)与李峰(左四)、闵凡路(左五)、叶佐标(左二)等杂志社老领导合影

  为了方便横向交流,杂志社便办了本内部刊物《半月谈通讯》,刊登形势报告、编辑部吹风内容、下一段报道重点、通讯员活动和工作体会等,一张无形的联络网把大家联系得更紧。半月谈每年都要召开通讯员会议,之后还增开了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座谈会,小编辑部请专家学者来做报告,请有关领导讲话。在连续多年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上,半月谈领导都是亲自授课,为大家提供精神食粮。

  那时候,半月谈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去外地出差,只要能抽出空,都要就地和通讯员见见面;许多通讯员来京为本单位办事,也都要抽空来编辑部坐一坐,见见老朋友。办公室里经常笑语频传,热闹中透出融洽和谐。对于借调到编辑部工作的通讯员,半月谈就更是信任有加,委以重任,让其人尽其才。编辑部在采编业务上也注意发挥通讯员的作用,他们的来稿只要有可取之处,编辑都会尽力变粗糙为精品,在刊物上发表,有机会的话,会和他们联手采写。

  在公事之外,半月谈对通讯员个人的帮忙及家庭的关心,更是让他们难忘。1994年,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干部、半月谈通联站站长郭志彩因病不幸去世,时任半月谈通联部主任席军代表编辑部,乘飞机到达重庆,又辗转到达殡仪馆,专程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在场的人都很惊讶,觉得郭志彩只不过是个通讯员,杂志社还专门派个负责人来吊唁、敬献花圈,让人感动。在此前后,半月谈通讯员但凡有人生病、受伤、去世的,半月谈都会做好慰问工作,去世的,发唁电,给家属寄去慰问金。

  有人评价说,半月谈把通联工作做到人的心里去了,这一条很厉害,但也很难做到。有通讯员跟我说:“我们这些人,有的同时是好几家报刊的通讯员,但半月谈是对人最好的。”正是这种平易近人、真诚待人、以情动人、将心换心,铸成了“大编辑部”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和外在的多年辉煌。中宣部原副部长徐光春曾高度评价:“‘大编辑部’是《半月谈》在新闻宣传界的创举。”这个创举是由许多生动事实垒成的,至今仍然有它强大的生命力。

  我曾是大编辑部通讯员,见证了《半月谈》事业的创新发展,蒸蒸日上。《半月谈》创刊时我正在亳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分管组织、宣传、文化工作。出于党性原则和工作学习需要,我对时政期刊《半月谈》情有独钟,非常重视宣传发行学习运用《半月谈》,都是将《半月谈》和《人民日报》并列为发行重点。

  经过积极努力,到1983年10月26日全县订阅1984年度《半月谈》已超过一万份,比原来增加十几倍,成为全国第一个万份县。对此,《半月谈》1983年22期上专门做了报道,将亳县评为全国宣传发行运用《半月谈》的先进单位。1984年杂志社邀请亳县县委领导同志参加全国通联工作会议,我应邀与会,代表亳县接受表彰,获奖旗一面,同时我也成为《半月谈》通讯员。

  《半月谈》杂志社的表彰鼓励,激发了我们的荣誉感、积极性,1985年全县发行《半月谈》更上一层楼,达到两万多份,我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此后发行量连年增长,我连续六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2000年纪念《半月谈》创刊20周年时被授予突出贡献奖。

  十年《半月谈》通讯员的经历,我感受较深的是“大编辑部思想”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从而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团结大家任劳任怨、自觉奉献、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促进半月谈事业不断创新发展,系列刊物发行量在时政刊物中一直名列前茅,成为深受广大读者青睐的期刊名牌。

  我担任《半月谈》通讯员十年,通过宣传和学习运用《半月谈》,也吸收了营养,充实了自己,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和写作水平,受益匪浅。我曾学习试写一些稿件在《半月谈》上发表过,如1985年第五期发表的《力戒虚报浮夸》,1986年第21期发表的《治治痼疾》,1988年第23期发表的出国观察见闻《异军突起的巴西烟草业》等,都是我通过学习《半月谈》提高理论和写作水平写出来的。

  《半月谈》奋进创新四十年,成绩辉煌,我满怀敬意喝彩点赞:祝愿她与时俱进,永远享誉中华第一刊。

  首先,我得郑重声明:我这里所说的“武王”,可不是我国周朝文王之子武王姬发,而是《半月谈》创刊30年时,被授予“功勋通讯员”荣誉称号的武政同志和王德艳同志的简称。他们可是当年半月谈的风云人物,是我当好半月谈通讯员,并成为功勋通讯员的标杆。

  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湖北黄冈地委宣传部推荐而担任半月谈通讯员的。当时,闵凡路同志是新华社《半月谈》的总编辑。那时,《半月谈》不叫我们叫通讯员,而是称我们为大编辑部的同事、同仁。在大编辑部思想的引领下,全国各级党委宣传部都在积极为《半月谈》的宣传、发行、运用工作而不懈努力。各级党委宣传部门都把《半月谈》当作自己的刊物。《半月谈》的发行量年年飚升,一度离日本的《读卖新闻》发行量相差不很远。《半月谈》杂志社振臂一呼,全国不仅齐声响应,而且积极努力地去落实,去超越。那个劲儿呀,叫人现在想起,还热血沸腾。

  记得当时,跑在全国最前头的,当数王德艳同志所在地的山东青岛、武政同志所在地的江西抚州。在他们那里,抓《半月谈》宣传、运用和发行,工作力度大,效果显著,常常得到《半月谈》杂志社的表扬和表彰。而我所在的黄冈地区,那个时候是全国有名的革命苏区、老区和欠发达地区。全地区11个县、区,多半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抓党报党刊和《半月谈》的发行工作尤为困难。在一次全国通讯员工作会上,我认真聆听了“武王”的经验介绍,我还几次找到武政、王德艳同志的房间,登门取经。回到黄冈后,我就把“武王”的经验“移植”过来,还真管用!黄冈这样的老区、苏区和欠发达的地区,居然也出现了2个《半月谈》万份县,得到了湖北省委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领导的表扬,也得到了《半月谈》编辑部的表扬。

  2000年5月,出席《半月谈》创刊20周年庆祝会时,湖北三兄弟在北京合影(左起:涂普生、黄传泽、涂前禹)

  《半月谈》杂志领导说,在革命老区,苏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建成“万份县”,其意义非同小可。第二年,《半月谈》编辑部,就在我们黄冈地区建立了《半月谈》黄冈通联站,任命我为通联站的站长。我终于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半月谈》大编辑部里当了一个“官”——《半月谈》黄冈通联站站长。2010年,在《半月谈》创刊30周年之际,我也被评为《半月谈》功勋通讯员。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里响起一句“心语”:武王引领我当“官”。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半月谈》创刊之始便是通讯员,历经三十余年。在这三十余年间,我与半月谈很多同志都有许多交往。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教诲,都使我终生难忘。

  犹记1991年秋,半月谈通联部刘益清主任从京启程到周口我家找我。她说:“《半月谈》自创刊以来,年年征订量都有所增加。但是这还不够,还要大力宣传,使广大群众更了解它、喜爱它,让更多的人能阅读到咱这么好的刊物。我想,在今年征订工作开始之前,咱俩到你工作过的地方鹿邑县,开一个《半月谈》读者座谈会怎么样?”我说:“那当然可以。”于是,我俩驱车来到了鹿邑县委。县委宣传部长毕启才正是我的老朋友,他对此事非常积极,立即给县委书记王庆枫、主抓宣传工作的副书记贾廷怀作了汇报,取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座谈会在县委小礼堂召开,参加人员有几位乡党委书记、鹿邑酒厂等企业的宣传部长、半月谈常年订户老读者。座谈会上,特别是几位老读者的发言很有说服力,如王皮溜镇的农民通讯员侯钦民的发言,他说:自从有了《半月谈》这本杂志,它成了我的好朋友。通过她,我能了解上边的农村政策,能学到农村专业户的致富经验,接触到很多新人新事,他是农民朋友的老师,真是太好了!”

  1986年,王尚林(左四)与时任半月谈通联部主任刘益清(左五)等同志合影留念

  宋河酒厂宣传部部长张光华说:“我也是本县人,对此我也有亲身体验。”这时毕部长讲话说:“咱县的宋河粮液,前不久被评为全国名酒,看厂里能不能给咱县农民订一些《半月谈》分发给农民看,既让全县农民都知道宋河酒评上全国名酒了,对《半月谈》宣传工作也是个很大推动。”酒厂张部长说:“这个建议很好,我想这事一定能办成。”后经厂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厂里拿出部分广告费给全县每个行政村、全县的优秀员各订一份《半月谈》,总数达到一万一千多份。

  这次座谈会后,《半月谈》在鹿邑县的发行开创了新局面,宣传工作也上了一个新台阶。1993年全县订阅《半月谈》达两万多份,这样的成绩一直保持多年。《半月谈》编辑部曾以周口为样板在南阳等地开展发行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年鹿邑县委的宣传工作也受到嘉奖。

  我曾为《半月谈》做了一些工作,至今回忆起来仍倍感温馨。四十年过去了,《半月谈》越办越好,赢得了“中华第一刊”的美誉。在《半月谈》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作为曾为《半月谈》当了30多年通讯员的85岁老人,祝愿《半月谈》不忘初心,越办越好,为党的事业再立新功,和人民更贴心。

  我与《半月谈》结缘于1984年,我刚从恩施州农会调到州委宣传部任宣传科长,第一次参加《半月谈》在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召开的第六次全国通讯员会议,听了中宣部新闻局领导和李峰、闵凡路、于有海、叶佐标等同志的讲话和报告,学习了张柏楷、武政、李美清、王德艳、韩子英等抓发行的经验,耳目一新!深感《半月谈》能给干部、群众提供精选、浓缩、准确、实用的服务,成为他们“时事政策顾问,学习生活的益友”。下决心回去拼命一搏,一定要把《半月谈》发行到广大干部群众手中。

  1999年,涂前禹(左3)率恩施州教育战线驻恩施市芭蕉侗族乡三个村扶贫。在苏家寨村各组办文化科技室,订有《半月谈》和科技报,定期组织学习。图为州教委领导班子成员在7组观看《半月谈》杂志和农民亲切交谈的情景

  恩施州这场报刊发行战斗,省委、州委领导都高度重视。省委副书记亲自抓,他说:“党报、党刊的发行只能上升,不能下降,要作为硬任务来抓。”州委书记田期玉指出:“《半月谈》在发行工作上不能视同一般刊物。我建议农村村民小组(原生产队)、城镇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要订阅。”他还给各县、市委书记写了一封有关抓好报刊、特别是抓好《半月谈》发行的亲笔信,让我到各县市送到书记手中并做工作。各部门积极行动,邮电部门更是冲在前头,乡邮员进村入户上门征订,一天难睡上五个小时。深入一线抓发行时,有的邮局领导患重感冒仍坚持和我一起下乡,直到烧成了肺炎才勉强休息了两天。记得当时山区乡镇因有雪凌班车停驶,协助抓发行的宣恩县邮电局负责人李海泉、柳惠庭就驾着摩托车和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前往做工作。

  那几个月,我们全州上下左右齐努力,到1985年6月底,全州《半月谈》发行74603份,按人口平均拥有量计算,跃居全国地市州榜首。1985年夏天,《半月谈》特别邀请恩施州委书记田期玉到北京出席表彰会,他因临时有事而委派一代表出席。我在此会上被授予优秀通讯员称号,还受到新华社社长穆青的接见。此后多年,《半月谈》按地市州人平的发行量一直在全国首位。这个仅330多万人口的“老少边穷”、最年轻的自治州竟出现了3个万份县,年发行《半月谈》有一年竟突破了十万份。创刊20周年时,我获得“突出贡献奨。创刊30周年时,我被授予功勋通讯员的称号。

  《半月谈》一九八零年五月创刊。经省委宣传部推荐,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我被聘请为半月谈通讯员,一九八六年担任《半月谈》河北通讯联络站站长。一九九四年我由省委宣传部调到省广播电视厅工作,便先后辞去了通联站站长和通讯员的工作。回忆起十几年当《半月谈》通讯员的岁月,一种激情令人难以忘怀。

  半月谈在通讯员的聘请书中明确规定通讯员的任务是:积极为本刊反应情况、采写稿件、做好扩大发行《半月谈》的宣传工作。我作为河北《半月谈》的老通讯员,是如何完成这三项任务的呢?

  首先,向省委宣传部及省委有关领导宣传介绍《半月谈》,争取领导的支持,这是做好通讯员工作的有力保障。省委分管过宣传工作的多位领导同志都先后在全省《半月谈》通讯员会上讲话,强调《半月谈》谈家事、谈国事、谈天下事,谈的都是群众关心的事。《半月谈》坚持了正确舆论导向,是不见面的宣传员、是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少吸两包烟,看一年《半月谈》。省委领导的这些讲话,对全省半月谈通讯员抓好《半月谈》的宣传、运用、发行是极大的鼓舞。

  其次,把宣传、运用、发行《半月谈》当作一项重要的宣传事业,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些年,河北《半月谈》通联站每年召开一、两次全省通讯员会议,及时传达全国通讯员会议精神,研究提出下一年工作目标及举措,大家再分头抓好落实。通讯员来省会开会时,有时买不到有座位的车票,记得唐山市的通讯员李智同志就是带着“马扎”,坐火车来参加的会议。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使河北丰润县成了发行《半月谈》的万份县。

  通讯员时常需要深入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召开学习运用《半月谈》的座谈会。随着宣传的深入,《半月谈》在河北的发行量有了较快的增长,不少通讯员被评为全国优秀通讯员,半月谈河北联络站也曾评为优秀通联站。2000年《半月谈》创刊20周年,我被授予《突出贡献奖》奖杯;2010年《半月谈》创刊30周年,我被授予《功勋通讯员》奖杯。

  常言说:“四十而不惑”,即将40岁的《半月谈》经验丰富,与时俱进,创新力强,成果丰硕。我们相信《半月谈》一定会拥有更加灿烂的未来,明天会更加美好!金年会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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